養老金改革與金融改革互動推進中國養老金融發展

時間:2021/07/16 11:18:07用益信托網

周小川曾提出,以個人養老金即養老金第三支柱發展為突破口,實現養老金改革與金融改革互動,構建人口結構、養老金結構、金融結構、財稅結構、經濟結構變遷的新經濟生態,推動養老金融、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科技創新發展,獲得新發展機遇,是一個整體性、生態化的改革頂層設計,也是一個體現改革意志、展示改革藝術、凝聚改革智慧的國家發展戰略。按照國際經濟學界通行的說法,可以稱之為“中國養老金革命”,也可以稱之為“中國金融大爆炸”。


當然,構建新經濟生態,獲得新發展機遇,不是一個單兵作戰、一蹴而就的簡單過程,涉及到養老金改革、金融改革、財稅改革、資本市場改革的方方面面,需要擺脫線性發展觀、經濟動力觀,樹立經濟生態觀、經濟整體觀,算小賬只能各自為戰、畫地為牢,算大賬則海闊天空、四通八達。


一、我國人口結構、養老金結構、金融結構的現狀與挑戰 


(一)人口結構失衡 


按照國際通行標準,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7%,則進入老齡化社會;超過14%,則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00年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7.1%)。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臨近深度老齡化社會(13.5%)。


 從人口結構來看,我國0~14歲的少兒人口占比,由2010年的22.9%下降到2020年的19.95%,10年間下降了4.95%(見圖1)。人口出生率降低即少子化趨勢,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即長壽化趨勢。未來,由于少子化趨勢和長壽化趨勢的疊加,我國人口結構失衡將更加顯著。據2018年世界銀行發布的研究報告《中國養老服務的政策選擇:建設高效可持續的中國養老服務體系》預測,到2050年,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將會達到26%,8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將達到8%。


 與人口結構變遷密切相關的指標是人口撫養比,可以區分為少兒撫養比(15歲以下)和老年撫養比(65歲及以上,本文按照世界銀行定義進行測算,以65歲及以上為老年撫養人口)。人口撫養比是勞動人口(15~64歲)和非勞動人口的比例關系,代表人口紅利。2020年,我國人口撫養比達到45.88%,臨近“人口機遇窗口”即人口紅利的上限(50%)。從人口撫養比結構變遷來看,由“養小”轉向“養老”的趨勢明顯。比較2010年與2020年,雖然人口撫養比總量沒有明顯變化,但是結構失衡的特點十分顯著,標志著我國由“人口紅利時代”進入“后人口紅利時代”。如果人口出生率下降趨勢不能盡快扭轉,我國將快速進入“人口負債時代”(見圖2)。 


image.png

人口結構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和關鍵。從一般意義上講,人口結構變遷將導致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貿易結構、金融結構、財稅結構等方面的連鎖反應,將產生儲蓄下降、投資下降、資產價格下降、經濟增速下降等一系列不利影響。人口結構變遷對養老金體系的影響尤為顯著,對養老金第一支柱的沖擊特別關鍵,將顯著增加養老金負債,即擴大養老金缺口。 


根據復旦大學研究組的測算,如果不對我國現行的養老金制度做進一步的改革,養老金缺口占GDP的比重在2020年、2030年和2050年將分別突破5%、15%和75%。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的測算,到2050年,當年的養老金缺口占GDP的比重將達到6.8%~8.24%,累積的資金缺口占GDP的比重將達到95%~122%,與希臘債務危機前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110%相差不多。面對人口結構失衡,迫切需要我國進行養老金改革和金融改革。 


(二)養老金結構失衡


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三支柱養老金體系。第一支柱為基本養老金,包括城鎮職工、城鄉居民的基本養老保險以及作為養老資金儲備的全國社保基金。第二支柱為補充養老金,包括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第三支柱為個人養老金,目前以2018年開始試點的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保險為代表,2020年人社部和銀保監會正在推動稅收遞延型養老金第三支柱也納入個人養老金范疇。


 2018年,全國基本養老金結余金額為5.8萬億元,全國社保基金規模為2.2萬億元,第二支柱養老金資產規模為1.97萬億元(企業年金為1.48萬億元,職業年金為0.49萬億元),第三支柱養老金發展剛剛起步。2020年,全國基本養老金結余金額為6.13萬億元,全國社保基金為2.45萬億元,第二支柱養老金資產規模為3萬億元(企業年金為2.2萬億元,職業年金為0.8萬億元),第三支柱養老金規模很小。 


養老金資產規模較小。根據興業證券經濟與金融研究院的數據(引自張憶東、張博《中國三支柱養老金體系及資產配置研究》,下同),2018年,我國養老金資產規模總量為9.97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10.8%。同期,美國的養老金資產規模和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7.78萬億美元和135.6%(興業證券經濟與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報告在計算我國養老金規模的時候,沒有將全國社保基金規模計算在內,本文在計算的時候,已經考慮全國社保基金規模)。2018年,中美養老金資產規模之比為1∶20,人均養老金之比為1∶70。養老金結構失衡。據興業證券經濟與金融研究院的研究數據,2018年,我國第一、第二、第三支柱養老金占比分別為74.7%、25.3%和0;美國則為10.2%、58.1%和31.75%。從我國養老金結構來看,第一支柱承擔的責任過高、過大,第二、第三支柱承擔的責任過低、過小。人口結構失衡與養老金結構失衡的疊加,使得我國養老金改革勢在必行(見表1)。 


image.png


養老金體系的充足性、可持續性、完整性均不達標。“2019墨爾本美世全球養老金指數”(覆蓋37個國家或地區)顯示,我國以48.7位列總分第30名,低于59.3的平均水平。從分項的數值看,我國養老金的充足性、可持續性和完整性分別為60.5、36.7和46.5,低于37個國家或地區的均值60.6、50.4和69.7。其中,充足性略低于均值,是因為我國目前處于后人口紅利時代的初期;可持續性和完整性的拖累明顯,是因為第一支柱的償付壓力大、第二支柱的規模小、第三支柱缺位。 


(三)金融結構失衡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打開了人口紅利釋放的通道,計劃生育加速了人口紅利釋放的速度。從國際經驗和國際經濟學家的觀點來看,人口紅利時代是建立多支柱養老金體系的“人口機遇窗口期”。由于我國未能及時進行養老金結構化改革,未能及時建立結構合理的養老金體系,龐大的人口紅利沒有及時轉換成養老金積累,而是轉變為了龐大的居民儲蓄存款和商業銀行資產規模。 


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1985年的17.95%穩步提升,在2003年和2005年分別達到76.65%和76.35%。1980~2000年,每年儲蓄存款增加額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基本上保持在10%左右。2005年之后,由于居民按揭貸款的購房需求增加,增速開始放緩。2018年,我國廣義貨幣(M2)規模達到183萬億元,與美國私人養老金資產規模基本相當。2018年,我國銀行業總資產(境內)達到261萬億元,證券、期貨和基金行業的監管規模為50萬億元,保險業總資產為18萬億元,銀行業在金融資產中的占比達到80%。可見,改革開放40年后,商業銀行仍然占據金融結構的主體地位,間接融資方式仍然處于主導地位。 


從2008年到2018年,直接融資占比不升反降。正如經濟學家易綱教授在《再論中國金融資產結構及政策含義》一文中所寫,2018年末,包括股票和債券在內的證券資產與GDP之比為135.5%,較2007年末下降31.4個百分點。1991~2007年,中國直接融資占比總體呈現上升態勢,其中股票市場的發展起到了關鍵帶動作用。2008年后,受內外部多種因素影響,股票融資占比下降。2018年末,股票市值與GDP之比為44.6%,較2007年末降低了75.5個百分點。 


國際經濟學家采用M2/GNP、金融資產/GDP、類別資產/金融資產等指標來衡量貨幣化、金融深化,區分直接融資方式和間接融資方式,凸顯直接融資方式在金融效率方面的優勢。經濟學家易綱教授認為,直接融資方式對于分散風險同樣具有優勢,我國需要推動融資方式轉變。他在《再論中國金融資產結構及政策含義》中指出:“中國居民金融資產投資選擇較少,主要依賴銀行儲蓄,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發展滯后,中國高M2/GNP表面上是經濟主體的主動選擇,實際上則是在體制和政策約束下的自然結果。金融資產結構不合理導致國有企業行為扭曲、負債率高、風險增大等,這反映出發展資本市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養老需求是我國居民儲蓄的重要動機,我國因此積累起龐大的儲蓄規模。從居民存款的期限結構來看,同樣存在結構失衡。2019年底,我國住戶存款余額為82萬億元,銀行理財產品規模為21萬億元。我國居民儲蓄2/3以上都是一年期以內的存款,4/5的理財產品是一年期以內的產品,這些短期儲蓄、理財不具備真正的養老特征,養老屬性較弱。


 一年期以內的活期存款的收益率,既低于銀行定期存款,也低于銀行理財產品,甚至低于通貨膨脹率。居民儲蓄的期限結構失衡,既不利于提升存款收益,又不利于金融資產配置。


 概括而言,我國人口結構失衡,指向養老金改革。養老金結構失衡,指向個人養老金發展。金融結構失衡,指向養老金改革,即將一年期以內的居民儲蓄轉變為個人養老金積累。這樣,實現養老金改革與金融改革互動,不但可以推動養老金融發展,推動直接融資方式發展,分散和降低金融體系的風險,而且有利于發展養老金投資,推動資本市場的發展和科技創新。


二、全球人口結構、養老金結構、金融結構變遷的歷史與經驗 


1945年二戰結束后,人口發展迎來“嬰兒潮”,社會發展朝向“福利化”。但是,好景不長。歐洲落入“福利主義陷阱”,工業化國家大多遭遇“老齡化困境”。20世紀80年代開始,全球開啟了養老金改革和發展的新浪潮。全球養老金改革和發展的特點在于:一是應對人口結構變遷壓力,推動養老金改革。二是探索養老金改革與金融改革的互動,開辟金融結構變遷的新通道。 


(一)老齡化與養老金改革的一致性 


從改革內用來看,人口結構變遷與養老金結構變遷的一致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參數式改革。改革現收現付制的社會保障制度即養老金第一支柱,核心是實現代際之間的收支平衡和精算平衡,實現財務可持續。主要措施包括提高退休金繳費率、降低退休金替代率、延遲退休年齡、制定寬松的移民政策等。 


名義賬戶改革。在第一支柱內部進行結構化改革,通過記賬方式減少當期的養老金負債,減輕當期的財政支出壓力。如1994年,瑞典實施名義賬戶制度,被稱為“瑞典模式”。 


籌資模式改革。核心是從DB模式(defined benefit,收益確定型)向DC模式(defined contribution,繳費確定型)轉變,從待遇確定型向繳費確定型轉變,強調參與者“多繳多得”的正向激勵。對“福利主義”“民粹主義”的政策進行糾正,凸顯個人責任和政府責任的再次平衡。養老金改革與金融改革的協同性 從改革舉措來看,養老金改革與金融改革的協同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結構化改革。20世紀80年代,智利的賬戶積累制、英國的結構化改革以及美國的結構化發展,成為養老金改革和發展的代名詞。結構化改革的出發點是為第一支柱減壓減負,落腳點在于發展第二、第三支柱,積累養老金資產,開展長期投資,發展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 


EET稅制引導。為了鼓勵雇主發起和個人參與,國家對私人養老金計劃即第二、第三支柱,采取稅收遞延的EET稅制,替代傳統的TTE、TEE稅制。于是,EET稅制成為養老金發展的第一推動力。 


基金投資和股票投資。國際上普遍采取基金投資和股票投資的方式開展養老金投資,積極開展股權投資、風險投資、全球投資。這樣,養老金改革與金融改革就實現了互動,國際學術界稱之為“養老金革命”或“金融大爆炸”,如智利的“養老金革命”,英國的“倫敦金融大爆炸”,美國的“華爾街革命”等。 


(二)美國養老金發展與金融發展互動的經驗


養老金改革推動資本形成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經濟學家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嘗試建立人口結構、資本形成、稅制改革、金融發展、經濟增長五位一體的新發展經濟學框架。到20世紀70年代,費爾德斯坦成為一名有國際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他的實證研究顯示,1929~1971年,美國社會保障大約擠出了30%~50%的個人儲蓄,即社會保障對于個人儲蓄存在明顯的“擠出效應”。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發展陷入“滯脹”。對此,費爾德斯坦作出的解釋是:美國國民儲蓄率太低、資本形成困難;提出的對策是:進行養老金改革,建立基金積累制養老金計劃,即第二、第三支柱,提升國民儲蓄率,可以提升美國GDP增長率2%。費爾德斯坦的新發展經濟學、養老金融學思想,成為20世紀80年代全球養老金改革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為美國乃至全球養老金改革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養老金發展推動金融結構變遷 


從里根總統時代(1981~1989年)開始,養老基金就已經成為美國金融體系的基石,成為美國國債市場、紐約股票市場、納斯達克市場、風險資本市場以及私募股權市場最重要的資金來源。 


從美國養老金資產規模來看,1980年為0.85萬億美元,2009年為15.96萬億美元,2018年為27.78萬億美元。1980年到2009年的30年間,資產規模增長近20倍;1980年到2018年的39年間,資產規模增長近35倍。從1999年開始,美國養老基金資產規模超過商業銀行,成為美國金融體系的主體。 


推動金融結構變遷。從金融結構來看,2018年美國養老金資產規模為27.78萬億美元,不僅超過美國GDP(20萬億美元),而且超過中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等五國GDP的總和。2018年美國銀行業資產規模為18萬億美元,共同基金為18萬億美元,商業保險為10萬億美元。養老金在金融資產中的占比接近40%,成為美國金融結構的主體。 


推動債市發展和長期利率下行。龐大的養老金資產積累和開展長期投資,降低了社會資金成本和長期國債的收益率水平。受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的影響,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自1982年10月最高時超過14%,下降到2018年的1.8%左右。債券市場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持續下行和債券牛市。 


推動股市發展和資本市場國際化。由于超過50%的美國私人養老金投資于權益市場,自1982年開始,道瓊斯指數的上漲幅度與養老金資產規模的增長幅度高度一致。從道瓊斯指數的變化過程來看,1964~1982年,道瓊斯指數一直徘徊在1000點左右,長達18年之久。隨著里根時代(1981~1989年)養老金改革和金融改革的開啟,美國股市出現了近40年的牛市,2021年3月份最高突破33000點。雖然此間(1982~2021年)曾受到1999年美國科技股泡沫、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但是其整體趨勢沒有改變。1974年,由于限制養老金投資于納斯達克,納斯達克指數最低跌到54.87點。隨著1978年養老金投資法案的修正,允許養老金投資于納斯達克,于是納斯達克指數與道瓊斯指數一樣,迎來長期牛市,最高突破21000點。 


根據股票市場的資金期限,資金來源可劃分為七個層級:一是養老基金,二是保險資金,三是信托基金,四是共同基金,五是產業資本,六是銀行資金,七是其他短期資金。其中,養老基金是美國股票市場的基石。 


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1980年,養老基金投資占風險資本總額的比重為29%,成為第一大資金來源。1998年,該比例最高達到60%,此后逐漸下降,至今仍然保持著30%~40%的比重。養老金投資于風險資本市場,風險資本投資于創新企業和科技企業,推動了美國創新發展和技術進步。 


相關研究表明,1970~1990年,美國不同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資本占28%、勞動力占19%、技術進步占53%,而同期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這三項指標分別為73%、7%和10%。 


(三)全球養老金改革與金融改革互動的啟示 


人口、養老金、金融、財政、經濟結構變遷的共振。一是人口結構的變遷導致養老金結構的變遷,從以現收現付制、DB模式的公共養老金為主,轉向以基金積累制、DC模式的私人養老金為主,即從以第一支柱為主轉向以第二、第三支柱為主。二是在EET稅制的引導下,養老金成為家庭財富結構的主體,推動了消費和財富的增長。三是養老金推動資本形成,推動金融發展,養老金資產成為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基石,導致金融結構發生變遷。四是養老金財富和養老金信心推動社會消費增長,推動全球金融投資,致使消費、投資、進出口的經濟結構發生變遷。 


養老金發展改變金融體系、金融格局。1980年,商業銀行資產占金融資產的比重,美國為62.7%,英國為52.08%(1984年),德國為89.7%,日本為63.7%。可見,當時金融結構的主體皆為商業銀行。但是,到2009年,美國為33.9%,英國為55.3%(2005年),德國為77.9%,日本為51.8%。可以發現,由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所代表的兩種金融結構(英美模式以直接融資為主,發展以債市、股市、風險投資為主的金融市場;德日模式以間接融資為主,發展以商業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其背后存在著養老金制度的巨大差異,其中英美兩國的私人養老金占據主導地位,德日兩國的公共養老金占據主導地位,養老金制度差異成為金融結構差異的重要“分水嶺”。 


養老金改革發展塑造國家競爭力。結合資本形成理論和國家競爭優勢理論(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的理論),研究G7成員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和意大利)的養老金發展改革,可以發現,20世紀80年代,G7成員國的經濟特點是“英國病,美國滯,日本熱”。自1981年開始,美國獲得了強大的養老金、金融、科技以及美元,進而收獲了強大的經濟增長動力,實現了資本形成和金融深化,受益最顯著。同樣自1981年開始,英國實現了養老金改革發展與金融改革發展的互動互益,確保資本形成和金融發展,成效顯著。2001年,日本和德國滯后英國20年推動結構化改革,收益逐漸顯現。法國和意大利至今尚未有效地推行結構化改革,政治經濟發展明顯受到拖累,處于“改不動”境地。 


三、我國養老金改革與金融改革互動的政策取向


從福利改革轉向經濟改革,從財政改革轉向金融改革,實現養老金改革與金融改革、財政改革的良性互動,實現社會福利增進與長期經濟增長的持續協調,是全球養老金改革發展的重要經驗和歷史貢獻。 


在少子化和長壽化趨勢之下,實現養老金改革和金融改革互動,政策取向在于養老金的金融化、基金化和投資化,在于重塑金融體系、金融結構和金融格局。 


(一)實現第一支柱的可持續發展 


發行長期限的特別國債,做實個人賬戶。1997年開始的個人賬戶制度,代表第一支柱內部的結構化改革,其改革目標在于建立激勵機制和分擔養老責任。個人賬戶可以通過資金賬戶和名義賬戶兩種方式來建立,我國做實個人賬戶即建立資金賬戶的實際效果并不理想,2013年之后開始轉向名義賬戶,每年按照8.31%的利率水平進行計息。 


采取名義賬戶的這種做法,雖然沒有侵害個人賬戶利益,并且減輕了當前的財政壓力。但是,根據經濟學所謂的“艾倫條件”,一旦不能超過8.31%,則付息壓力由財政來承擔,財政壓力依然存在,只不過往后推移時間而已。 


對此,建議發行30年期的特別國債來做實個人賬戶,然后通過構建投資組合來管理個人賬戶投資,當投資收益扣除特別國債利息后能夠保持在一個適當的水平,則建立個人賬戶的改革初衷就可以實現,而且個人賬戶投資還具有推動資本形成和資金積累的長期經濟效應。 


進一步提高國有資本的劃轉比例。國有資本的劃轉比例可由目前實際劃轉比例15%逐步提高到20%,進一步動態調整劃轉比例至30%,不斷充實全國社保基金,堅定養老金信心。 


在中央層面設立第二家類似于全國社保的投資管理機構,暫且稱之為全國社保基金Ⅱ,對全國基本養老保險結余資金實施集中統一的投資管理。全國社保基金II主要投資于國債市場和債券市場,允許適當開展長期股權投資,構建一個與全國社保基金有差異的風險—收益組合,可以實現專業化、市場化、精細化的投資管理。 


目前,全國基本養老保險結余資金基本上委托全國社保基金管理,這是我國近年來養老金投資管理方面的重要舉措。但是,這種委托投資方式存在較大問題:一是全國社保基金定位于養老儲備基金,與全國基本保險結余基金的定位不同,因而投資理念會有差異和沖突。二是隨著國有資本劃轉比例的提高,全國社保基金的資產規模會增長,本身需要進行專業化、精細化管理。三是如果將養老儲備資金與全國基本養老保險結余資金統一管理,資產規模將十分龐大,雖然可以通過委托投資來分散投資壓力,但是投資風格十分接近,不利于資本市場發展。四是通過全國社保基金與全國社保基金基金II分列,凸顯風險—收益偏好、投資風格、投資文化方面的差異,既有利于適當競爭,又有利于體現差異。 


(二)推動第二支柱的長期投資 


推動企業年金基金、職業年金基金的考核激勵機制改革,促進長期投資、穩健投資、價值投資、道德投資發展,避免投資管理人追求短期收益和市場排名。 


支持計劃參與者個人可根據自身風險偏好,自主開展養老金投資選擇,切實建立市場化、自主化的養老金投資管理體系。 


(三)發展第三支柱是突破口 


完善配套政策,盡快將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由局部試點推廣到全國。2008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當前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國辦發〔2008〕126號)明確提出:“研究對養老保險投保人給予延遲納稅等稅收優惠”。2018年,五部委聯合發布《關于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的通知》(財稅〔2018〕22號),并在上海等地開展試點。在總結試點經驗和完善配套政策的基礎上,應盡快向全國推廣。


image.png


比照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制度,建立類似于美國個人退休賬戶(IRAs)制度的養老金制度,即發展稅收遞延型個人養老金、第三支柱養老金。針對不同收入人群,采用稅收遞延、政府補貼等多種激勵方式,提高個人參加第三支柱養老金計劃的積極性。符合條件的養老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險資產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可根據各自的特長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見表2)。 


(四)粵港澳大灣區建立一體化養老金機制 


目前,粵港澳三地經濟合作密切,人口流動頻繁,但是三地養老金制度存在差異,不利于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可以借鑒歐盟建立統一養老金制度的經驗,建立覆蓋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體化養老金機制,提高經濟一體化程度。 


粵港澳現有人口結構存在優勢,探索建立創新型、可轉換的一體化養老金機制,有利于截留人口紅利,積累長期資本,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型、開放型經濟發展。 


(五)實現對養老金發展的統籌管理 


實現養老金改革與金融改革的互動,旨在推動人口老齡化條件下的長期經濟增長,可以稱之為“長期資本戰略”。 


建議成立“國務院養老金發展改革辦公室”,統籌養老金改革、金融改革、財稅改革、資本市場建設等工作,對我國養老金改革、金融改革、財稅改革以及資本市場改革進行整體設計和頂層設計。同時,組織研究《退休收入保障法》《養老金監管法》,適時成立“中國養老金監管委員會”(見表3)。


image.png


四、我國養老金改革與金融改革互動的發展機遇


國際養老金改革發展的經驗表明,第二、第三養老金制度的本質是財稅制度,在于實施稅收遞延型的EET稅制。EET稅制改變了金融產品的稅收待遇,體現了對養老產品的稅收激勵,旨在鼓勵國民參加養老金計劃的積極性。就當前而言,實施EET稅制將明顯減少稅收收入,但是就長遠而言,稅收收入可以因為養老金改革、融資方式改變、長期經濟增長而增加。對財稅部門而言,稅收減少的影響會在當下體現,顯而易見,但是改革和發展帶來的社會經濟收益則將會滯后體現,多方呈現。因此,需要財稅部門計算社會經濟發展的大賬,計算長期經濟發展的大賬,成為有遠見的“好管家”。 


養老金改革和金融改革互動的關鍵,是養老金投資于資本市場。一方面,養老金投資有利于資本市場發展。另一方面,養老金投資需要資本市場發展。因此,需要持續推進資本市場改革,建設出一個有股權文化、法治文化、價值文化奠基的“好的資本市場”。


可以預見,未來我國養老金融將會有爆炸式的增長。通過發展稅收遞延型養老金第三支柱,可以將100萬億元規模的銀行活期存款和銀行理財產品的一部分,逐步地分流和轉化為個人養老金;通過發行長期限的特別國債,做實個人賬戶;提高國有資本劃轉比例,不斷充實全國社保基金。總之,所有國家養老金改革的重大舉措,都將推動養老金融的大發展。養老金融發展,有利于金融市場和金融產業的發展,同時需要有“好的投資管理人”“好的投資機構”。 


當前,養老金改革與金融改革互動的突破口在于養老金第三支柱的發展和個人養老金的發展。我們需要在銀行賬戶管理、養老金賬戶管理的基礎上,借鑒企業年金、職業年金的賬戶管理經驗和托管經驗,為個人養老金發展建立“好的基礎實施”“好的金融教育”,確保養老金發展的長治久安。 


作者:劉 云 龍
來源:銀 行 家 雜 志

責任編輯:wyx

今日頭條更多
資訊頻道子頁-第一短幅
資訊頻道子頁-第二短幅
資訊頻道子頁-底部通欄長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