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遺囑信托法律沖突及法律適用若干問題探討

時間:2020/10/15 08:56:08用益信托網

摘要


《民法典》規定了遺囑信托,這使得原棲身于《信托法》的遺囑信托制度被納入《民法典》。遺囑信托不再只是《信托法》下的一種設立方式,更是和法定繼承、遺囑繼承并列的一種財富傳承方式。隨著國際化的深入,我國公民個人海外投資、取得境外永久居留權甚至入籍外國的情形屢見不鮮。財富管理和傳承中涉外因素的加入,也使得立法、司法和法律實務各界必須正視這一新的挑戰。涉外遺囑信托在國際間面臨著法律沖突,因此其法律適用問題至關重要。我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對涉外遺囑和涉外信托的法律適用分別進行了規定。但涉外遺囑信托如何適用于現有規則,不無疑義。涉外遺囑信托法律宜適用分割制,即遺囑部分適用涉外遺囑的法律適用規則,而后就涉外信托部分適用于涉外信托的法律適用規則。但從長遠看,宜修改立法,指定專門適用于遺囑信托制度的法律適用規則。《海牙規則》和《美國沖突法重述》可以為我國制定相關規則提供啟示和借鑒。


關鍵詞:涉外遺囑信托 法律適用 分割制 海牙規則 美國沖突法重述


01、涉外遺囑信托的概念厘定


所謂遺囑信托,是指遺囑人以遺囑的方式設立信托,對身后遺產進行處理的一種制度。遺囑信托橫跨繼承法和信托法兩個法域,是兩者的結合。早在2001年頒布施行的《信托法》中,即規定了遺囑信托,但在現行《繼承法》中卻并未規定有遺囑信托[1]。有研究發現,司法實踐中以遺囑信托處分遺產而發生爭議的不在少數,但因為我國繼承法未規定有遺囑信托,故在汪教授所研究的案件中法院在定性時均將其視為遺囑[2]。2019年,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關于“李1、欽某某等遺囑繼承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引起了業界的廣泛關注,被稱為“第一例”國內遺囑信托可查案例[3]。可見長期以來,遺囑信托僅僅棲身于《信托法》而未被《繼承法》所吸納,司法實踐對遺囑信托的認可仍有漫長的路要走。2020年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一項值得關注的條款是關于遺囑信托的,即《民法典繼承編》第三章“遺囑繼承和遺贈”第1133條,先后規定了遺囑執行人、遺囑繼承、遺贈和遺囑信托。該條第四款規定——自然人可以依法設立遺囑信托。自此,遺囑信托作為一種遺產處理的方式之一,與遺囑繼承和遺贈并列,成為了民眾可選的財富傳承方式。


從信托業發展來看,我國自改革開放起,信托業務飛速發展,信托公司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時,全國信托機構達數百家之多,這標志著以營業信托為主體的信托制度有了相當的發展。但問題也比較突出,典型之一就是信托立法的缺位。1993年時第八屆全國人大將《信托法》制定列入五年立法規劃,草案經幾易其稿,最終于2001年通過,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我國《信托法》沒有對涉外信托法律關系的法律適用做出規范。有學者指出,對于我國加入WTO后涉外信托法律關系發展缺乏預見性,給我國法院審理涉外信托糾紛留下了法律適用的難題[4]。


涉外遺囑信托不是法律明文規定的一個概念,可以理解為其是遺囑信托在國際私法領域的延伸。因此,可以將涉外遺囑信托理解為包含涉外事實因素的遺囑信托。依據我國法,具備如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涉外遺囑信托:第一,遺囑信托法律關系的主體涉外,即立遺囑人(同時也是信托法律下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及其他主體[5]是外國公民、外國法人或其他組織、無國籍人;第二,前述主體經常居住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第三,遺囑信托的客體涉外,即信托關系的標的物全部或部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第四,產生、變更或者消滅遺囑信托法律關系的法律事實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例如遺囑信托的訂立在我國領域外、立遺囑人去世在我國領域外或受托人承諾在我國領域外等。


02、涉外遺囑信托的法律沖突


一般認為,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國,是普通法國家和地區廣泛運用的一項“普適性”制度,但盡管如此,信托制度在不同的普通法法域之間依然存有差異,當然信托基礎理論、信托當事人權利義務等基本方面差異不顯著;但在大陸法下,因在引入信托制度時對普通法下的信托做了一定的改造。因此,大陸法下的信托與普通法下的信托存在著巨大差異,大陸法下不同法域間的信托制度也有著顯著差異。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跨國人員及財產流動增強,具有涉外因素的遺囑信托必然隨之增加。相關學者的研究也表明,我國已有的司法實踐中涉外遺囑信托不在少數,只是因我國《繼承法》中并未規定遺囑信托,從而導致對涉外遺囑信托以普通“遺囑”對待,或可稱為“視而不見”。涉外遺囑信托具有涉外因素,是遺囑信托制度在國際私法領域的延伸,加之其橫跨了遺囑和信托兩個領域。就遺囑制度的法律沖突,學界已有豐富研究,不再贅述。


以下,筆者從信托入手,概要論述其可能產生的法律沖突。


1.英美法系內部的信托法律沖突


英美法系中,有關信托的本質要素是相同的。早前有觀點將英美法系的信托分為兩大類,英國型和美國型,并認為英國型強調信托一旦設立,委托人就喪失全部管理權限,而美國型則將委托人的意志作為第一位的[6]。某種意義上說,此種分類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英國作為信托的起源地,其立法相對保守;美國繼受英國信托制度后,基于自身經濟社會發展的特點,的確美國信托制度衍生出一些與英國信托制度不同的特征。隨著20世紀60、70年代以來離岸地的快速崛起,離岸法域在信托法立法方面更加“激進”,紛紛制定對委托人更為友好的信托法,在諸如委托人權利保留、私人信托公司、受益人權利限制、信托期限等方面做出更為彈性靈活的規定。新加坡和香港被業界稱為“中岸”,近年來也紛紛在信托法方面進行修法,目的是通過信托法修法,加強本地在吸引域外客戶設立信托的競爭力。


2.大陸法系內部的信托法律沖突


有觀點認為,日本信托制度20世紀初從美國引進,而韓國信托法被認為是日本法的翻版,因此不能完全代表大陸法系信托法的特點。大陸法系下,法國和德國的確是典型的代表國家,但該兩國不存在嚴格意義的遺囑信托。大陸法系對信托制度是經過修正后加以繼受的,目的在于避免引入信托制度與固有法制發生沖突,同時有保留英美法傳承的信托本質[7]。大陸法系囿于自身民法債權和物權的區分模式,在此基礎上改造信托來完成信托制度的移植。如最早引入信托制度的日本,通過“物權-債權”、“法主體性說”、“物權債權并行說”來構造信托概念。就受益權的性質而言,日本舊《信托法》立法之時,“債權說”是主流學說,反對者觀點可以形容為“物權說”。四宮博士打破了這種膠著狀態,當然四宮博士的觀點也是有變化的。早期,其主張受益人具有所有權人地位,以批判債權說,后把信托財產作為目的財產,承認信托財產具有法主體性。但近來,有關“實質的法主體說”支持者隨著“債權說”復興而減少[8]。可見,信托制度的移植并非是簡單的過程,無論從信托理論層面還是立法層面,都面臨著挑戰。


日本最早的信托專門立法,可以追溯到1922年《信托法》,彼時日本信托立法參考了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信托法和《印度信托法》,以英國信托法法理為條文整理依據,還繼受了一些英國法的判例法理。在試行80多年中未經過實質性修改。2016年12月15日,日本國會通過了修訂后的《日本信托法》,新法對舊法進行了全面、根本的改變,實質上相當于制定了新的信托法[9]。日本新信托法修改的重大理念變化是促進民事的發展,相比舊法時代以商事信托發展為主要應用是重大的轉變;再有,在發展民事信托的背景下,新法包含了更多的任意性規則,而舊法以強制性規則為主體。在具體制度設計方面,新法允許以宣言方式設立信托。在信托類型方面,承認目的信托。目的信托是對傳統信托法的重大突破,因為傳統信托法理要求信托需有確定的受益人(公益慈善信托是例外),而目的信托可以沒有受益人。在具體權利義務方面,受托人義務是核心問題,新法對受托人義務進行了明晰和補充,并對原有的一些強制性規則進行了調整,變更為任意性規則。對于受益人的權利,某種程度上講是進行了強化,即便信托行為(如信托文件、遺囑信托)也不能加以限制,從這個角度看受益人的權利條款更多的屬于強行法。另外,新法還設置了信托監督人和受益人代理人,目的是更好的保護受益人利益。


03、我國涉外遺囑信托法律適用


我國信托業被作為金融業的一個部分,受銀保監會監管。信托業經過多年的發展,行業信托財產存量規模已逾20萬億,是財富管理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英美法法域不同,甚至與日本及我國臺灣地區均有所不同的是,我國的遺囑信托在內的民事信托極為不發達。如前所述,司法實踐中涉外遺囑信托并非少見,但裁判中居然以普通“遺囑”視之,可見信托觀念亟待普及。實體法層面尚如此,國際私法視角下涉外遺囑信托的法律適用窘境,可能更甚。


(一)涉外信托法律適用


我國2001年頒布施行的《信托法》對涉外信托法律適用問題未進行規定。2010年10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簡稱“《法律適用法》”)第17條規定,第十七條 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信托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信托財產所在地法律或者信托關系發生地法律。該條是我國當前《法律適用法》中對涉外信托法律適用的唯一一條規定。根據該條第一句,涉外信托關系受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支配,適用當事人“協議”選擇的法律。如果當事人沒有選擇的,該條第二句規定適用信托財產所在地法律或信托關系發生地法律。


有觀點認為,之所以信托適用信托財產所在地法律,是信托財產的性質決定的,信托財產是物,根據物權法則,物權關系適用物之所在地法[10]。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或許有所局限。我國信托法下,委托人設立信托的不必然是“物”,可以是委托人的“財產”或“財產權利”。結合實務經驗,筆者認為信托實踐中如下情形的出現或使得“信托財產所在地”的確定存在實際困難。


理由一,信托財產形態多樣,可以是資金、金融資產、債權、保險金請求權等,此外知識產權也可以依法設立信托。因此,信托財產并非是有形的“物”,對于“無形”的財產權,其所在地如何判斷,似乎并非一個簡單的問題。對于不動產、動產,似乎可以“物”的實際坐落處所為“所在地”。但對于資金,實踐中受托人通常會在商業銀行開立信托專戶用于存管,受托人與開立信托專戶的商業銀行并非必然位于同一城市,以受托人所在地為信托財產所在地還是以信托賬戶所在地為準。再有,對于股權信托,受托人持有股權的,標的公司或與受托人并不在同一地。


理由二,在受托人管理之下,信托財產處于變動的狀態,依據我國《信托法》,受托人因管理運用信托財產所取得的財產,依然歸入信托財產。因此信托財產的形態并非一成不變的。信托財產內的資金或可因受托人管理運用變成不動產,也可以變成存款、股票、債權等金融類資產。此時,據以判定準據法的,應以初始信托財產為準,還是以爭議發生時信托財產類型及坐落為準,也不無疑義。


理由三,信托財產可以是多元的——同一信托合同可以“容納”多項信托財產,此時準據法的確定,也將是一個難題。


我國《法律適用法》第十七條后半句,對于當事人未明示選擇適用法的,可以適用“信托關系發生地法律”。以我國信托實踐為例,通常區分信托關系成立和信托關系生效。對于信托合同形式設立的信托,信托合同簽訂時信托成立。實踐中通常信托合同約定委托人交付信托財產后信托方生效。因此,信托成立與信托生效,實踐中被區別對待,究竟哪一個才是信托關系發生地,并不明確。對于合同以外書面形式設立信托的,受托人承諾時信托方成立。但是對于遺囑信托的場景下,遺囑信托采取遺囑的形式設立。一般認為,立遺囑人去世時遺囑即生效。我國現行法同時規定,受托人承諾信托的,信托方成立。如此就導致遺囑信托下,遺囑生效與信托成立可能為兩個時間點。


此外,遺囑信托下,遺囑執行人或繼承人將遺產交付受托人,又將會出現第三個甚至更多的時間點。此時信托關系發生地如何理解,也可能產生歧義。某種意義上說,我國《法律適用法》有關信托法律關系適用法的規則,考慮到了信托契約屬性。這種定性與大陸法對信托的移植有關。原本在英美法中,有關信托本質的認識基本上是相同的,即都強調受托人享有普通法上的所有權(Legal title),受益人享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權(Equitable title),形成了雙重所有權的結構[11]。但是大陸法普遍否認受益權作為物權的存在大陸法下對信托的識別存在多種學說,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都將其識別和定性為契約制度。如此一來,在涉外信托法律規制方面,就不難理解當下的立法。既然“合同適用合同地締結地法是合同法律適用客觀原則,規定信托關系適用發生地法律是信托合同屬性使然”[12]。


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對于涉外合同的的法律適用,一般認為分割論是國際條約和許多國家立法司法及理論所采納。我國《法律適用法》和相關司法解釋既規定了一般合同的法律適用規則,也對十余種合同分別規定了法律適用。對于同一合同,我國立法司法實踐和法學理論傾向于分割制。同一合同下,當事人的行為能力適用屬人法、合同形式適用締結地法、合同內容適用合同準據法。如將信托識別和定性為合同,涉外信托是否也可以采取分割制,現行法未予明確。但從“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的措辭看,似乎也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


(二)涉外遺囑的法律適用


我國《法律適用法》對涉外遺囑繼承的法律適用做了較為全面的規定,分別就遺囑繼承形式要件和形式要件分別進行了規定。在遺囑繼承法律適用方面,我國采取同一制原則,不對遺產進行不動產和動產的區分,適用同一法律。在法律適用方面,秉承了《遺囑處分方式法律沖突公約》的精神,對遺囑形式要件的法律適用進行了寬松的規定——遺囑方式,符合立遺囑人立遺囑時或者死亡時經常居住地法律、國籍國法律、或者遺囑行為地法律的,遺囑均為成立。在遺囑實質要件法律適用方面,我國《法律適用法》規定適用的連接點指向了立遺囑人的屬人法——經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國籍國法律,時間要素上包括立遺囑時或者死亡時。就有關遺囑實質要件是否可以適用立遺囑人選擇的法律,理論上尚有爭論。有觀點認為《法律適用法》強調遺囑繼承領域法律適用的確定性、強制性,排除了意思自治原則的使用,不允許當事人選擇法律。


相反觀點認為,《法律適用法》第3條規定“當事人依照法律規定可以明示選擇涉外民事關系適用的法律”是法律適用基本原則,只要不違反法律規定,可以明示選擇適用法律。就后一觀點,筆者持保留態度。意思自治原則的確是國際上涉外繼承法律適用的發展趨勢。1988年海牙國際私法會議通過的《死者遺產繼承法律適用公約》即采取了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則,即允許立遺囑人生前指定適用其遺產繼承的法律,但需以明示方式作出,且范圍上限于死亡時國籍國法或慣常居所地法。倘若認為我國《法律適用法》允許遺囑繼承的法律選擇,那么是否這種選擇存在某種限制,還不明確。如立遺囑人在其立遺囑時或死亡時經常居住地法律或國籍國法律均可自由選擇,那么實際上有四種組合可選。倘若如此,相比前述《死者遺產繼承法律適用公約》的有限意思自治原則,我國的意思自治似乎反而沒有限制,甚至比公約確立的范圍還要廣泛。


從司法實踐來看,有個別案例判決載明“各方當事人合意本案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法律,故本院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法律作為解決本案爭議的準據法”、“本案是涉外遺囑繼承糾紛,各方當事人可選擇本案所使用的法律”,似乎遵循了“意思自治”,但實有不妥[13]。現行法下涉外遺囑繼承的意思自治應不允許,《法律適用法》司法解釋第六條做了規定,即第六條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當事人可以選擇涉外民事關系適用的法律,當事人選擇適用法律的,人民法院應認定該選擇無效。《法律適用法》第3條應理解為“宣示性”條款,只有法律明確該領域可以適用意思自治原則,當事人才可以根據其意志選擇法律,否則無效[14]。


“遺產管理”是否可以涵蓋“遺囑信托”,也是需要考量的一個問題。有觀點認為,第三方管理遺產的情況,即為遺囑信托[15]。對此,筆者并不認同。就遺產管理,主要可以從兩方面看待其重要性。一方面,遺產分割前,遺產權屬處于不穩定狀態。存在因遺產欠缺管理而導致損害、滅失甚至被不當處置的風險。另一方面,被繼承人生前所負債務,需以遺產來償還。基于前述理由,有必要對遺產進行清查和管理,直至分割完畢。


但信托下,委托人去世的,信托財產不會成為遺產,自然不存在遺產管理的問題。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我國《信托法》第15條的措辭為“設立信托后,委托人死亡”。于遺囑信托下,委托人(也即立遺囑人)去世之時遺囑同時生效,受托人承諾信托的,信托方成立。也就是說,遺囑信托下,委托人死亡通常在前,信托成立往往在后。由此或可推斷,我國《信托法》主體內容系圍繞以信托合同方式設立信托的規制,對于以其他書面方式(包括遺囑)設立信托的,直接援引相關條款似乎有瑕疵。但即便如此,依信托法理,信托財產由受托人持有,并以受托人名義為管理、處分,并向受益人分配。


因此,遺囑信托下,不應出現繼承程序中的遺產分割問題,但是委托人去世后,其名下財產轉移至受托人之前,信托財產與遺產一樣面臨著滅失、被不當處置的風險,仍有加強管理的必要。總之,筆者認為,《法律適用法》第34條所指“遺產管理”應為遺囑信托以外的繼承程序中所適用。


(三)實踐中涉外遺囑信托法律適用的困境


如前所述,我國《法律適用法》分別對涉外信托與涉外遺囑的法律適用進行了規定,但未對涉外遺囑信托進行規定。實踐中如何適用,可能存在“統一制”和“分割制”兩種方式。


所謂統一制,即法院處理涉外遺囑信托案件時,把涉外遺囑信托統一識別為涉外信托關系或者涉外遺囑繼承關系,然后依據我國《法律適用法》的條款確定準據法。應該說,無論是將涉外遺囑信托識別為涉外信托關系還是涉外遺囑繼承關系,都存在著一定的弊端。


如前所述,當前《法律適用法》中的“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表明了我國涉外信托關系法律適用規則側重強調信托的契約屬性。但遺囑信托是單方法律行為,不同于雙方法律行為的合同。如將涉外遺囑信托識別為涉外遺囑繼承,也不適宜。我國《民法典》繼承編下的“遺囑繼承和遺贈”一章中,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條共計四款先后規定了遺囑執行人、遺囑繼承、遺贈和遺囑信托。可見,遺囑信托是作為與遺囑繼承和遺贈并列的一種財富傳承方式。將遺囑信托與遺囑繼承等同,似乎與《民法典》對遺囑信托的定位不符。遺囑繼承與遺囑信托,在立遺囑人去世后遺產持續管理、處分方面存在巨大差異。遺囑繼承,從效果上看是以遺產分割為最終目的的。而遺囑信托則將財產交由受托人,由受托人以其名義管理、處分、分配,信托期限或許較長。因此,遺囑信托直接援用遺囑繼承的法律沖突規則并不適宜。


筆者認為,“分割制”的做法將涉外遺囑信托分割成信托部分和遺囑部分,以涉外遺囑關系的法律適用規則確定其遺囑部分的準據法,涉外信托關系部分則適用涉外信托的準據法。《關于信托法律適用即信托承認的海牙公約》(簡稱“《海牙公約》”)是海牙國際私法會議所制定,其目的就是為沒有信托制度國家提供一套有關信托的法律適用規則,通過法律適用的統一化,確保法律適用的可預見性。《海牙公約》采取了分割方法確定信托的法律適用規則。首先,在行為能力以及信托設立方式等問題排除在《海牙公約》之外[16]。其次,《海牙公約》既適用于以信托合同所設立的信托,也適用于遺囑信托,在二者適用法律方面不做區分[17]。最后,《海牙公約》對于信托有效性、解釋、效力及管理等,原則統一適用信托委托人選定的法律,同時明確至少就信托管理事項的準據法可以與支配信托有效性事項的法律予以區別。


但在我國,涉外遺囑信托的法律適用如采用分割制,或存在一定的障礙,表現在:第一,我國《法律適用法》尊重涉外信托法律適用中的當事人意思自治,但在遺囑信托中,遺囑信托的“當事人”如何界定,是指立遺囑人的意思表示,還是需同時考慮受托人的意愿?另外,我國《信托法》把受益人也作為信托當事人之一,那么涉外遺囑信托法律適用方面,受益人的意愿是否需考量?筆者傾向于認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意見均不宜被考慮在內,但此處不詳述。第二,我國涉外遺囑信托的法律適用,可否采取“分割原則”,即信托的有效性、解釋、效力及管理等問題允許分別是適用不同法域的信托法。


如前所述,《海牙公約》至少明確了信托管理的適用法可與支配信托有效性事項的法律相區別。筆者傾向于認為,可以借鑒《海牙公約》的分割原則,但此處亦不詳述。第三,是否區分動產遺囑信托和不動產遺囑信托的法律適用。不動產具有屬地限制,非依不動產所在地國家的判決,難以得到不動產所在地國家的承認和執行。我國涉外信托法律適用規則未區分動產和不動產,這和我國信托法理尚存爭議不無關系——究竟委托人設立信托,是否轉移了所有權,尚有疑義。


04、結語


《海牙公約》是1984年第15屆國際私法會議上通過的,已經意大利、盧森堡、荷蘭、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塞浦路斯、瑞士簽署,但美國和法國尚未完成國內批準程序。公約填補了信托法律適用國際立法的空白。英國于1987年頒布了《信托承認法》,賦予了《海牙公約》國內法的效力。美國沒有批準公約,因此普通法規則在美國依然適用。《美國沖突法重述》(第2版)較第1版在信托國際私法規則方面進行了大幅的調整。時至今日,第3版《美國沖法重述》也在醞釀之中。我國可以考慮借鑒最新的經驗完善我國涉外遺囑信托法律適用的規則。


注釋:

[1] 《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第十三條,設立遺囑信托,應當遵守繼承法關于遺囑的規定。遺囑指定的人拒絕或者無能力擔任受托人的,由受益人另行選任受托人;受益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依法由其監護人代行選任。遺囑對選任受托人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2] 汪金蘭.涉外遺囑繼承法律適用的實證分析[A].中國涉外家事法律論叢(第一輯)[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282.

[3] 韓良. 讓信托走入尋常百姓家[J]. 家族企業, 2019(11).

[4] 肖明,鄧志偉.涉外信托的法律沖突及法律適用[J].法律適用(國家法官學院學報),2002(06):40-42.

[5] 筆者注:其他主體可能是信托保護人、監察人、信托管理人、信托監督人。依據我國《信托法》第三條,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均為信托當事人。在信托業實踐中,委托人還會指定特定人士擔任保護人,擔任保護人的可能是專業人士(如律師),也可能是親友。選擇專業人士擔任保護人,主要由該等保護人在專業事項方面監督受托人;而選擇親友擔任保護人,主要考慮問問是因為親友對受益人更為熟悉,使得受托人在信托利益方面更能符合受益人最大利益。此外,部分法域的信托法規定有其他主體,如日本《信托法》規定有信托管理人,其職責系在無人可作為受益人行使權力的信托中,由信托管理人以其自己名義行使有關信托受益人的權利的人。在高齡者及未成年人為受益人時,可以選任監視、監督受托人的第三方。

[6] 齊湘泉. 《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原理與精要[M]. 法律出版社, 2011:173.

[7] 周玉華.國際信托法初步研究[J].中央檢察官管理學院學報,1997(02):28-34.

[8] 能見善久,趙廉慧.日本新信托法的理論課題[J].比較法研究,2008(05):153-160.

[9] 趙廉慧.日本信托法修改及其信托觀念的發展[J].北方法學,2009,3(04):154-160.

[10] 齊湘泉. 《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原理與精要[M]. 法律出版社, 2011:176.

[11] 邢建東. 衡平法的推定信托研究[M]. 法律出版社, 2007:358.

[12] 齊湘泉. 《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原理與精要[M]. 法律出版社, 2011:176.

[13] 余小凡. 我國涉外遺囑繼承法律適用之實證分析——以我國法院判決的19份裁判文書為研究對象[J]. 宿州學院學報, 2017(08):39-43.

[14] 高曉力.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解讀[J]. 法律適用, 2013, 000(003):38-45.

[15] 周勇. 涉外遺囑信托法律適用問題研究[D].

[16] Article 4 The Convention does not apply to preliminary issues relating to the validity of wills or of other acts by virtue of which assets are transferred to the trustee. 可譯為:第四條 本公約不適用于有關遺囑有效性或為將財產轉移給受托人的任何其他行為的有效性等先決問題。

[17]Article 3 The Convention applies only to trusts created voluntarily and evidenced in writing.可譯為:第三條 本公約僅適用于自愿設立并有書面證明的信托。


作者:柏 高 原
來源:京 都 家 族 傳 承

責任編輯:y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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